方剂学发展简史(7)

　　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集大成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史堪《史载方》、刘信甫《活人百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贵重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的战争，给方剂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王幼孙《简便方》、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等。

　　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金人成无已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也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制，出现了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整个方剂之学，不仅在于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并更加融为一体。

　　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等部分所创制的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各自的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