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3)

　　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黄帝内经》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书，但仍载有生铁落饮、乌贼胃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乌膏方、寒痹熨法方等13首方剂。所附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十分讲究。其中，半夏秫米汤等方颇有效验。

　　秦汉时期，方剂专书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之多，但俱已亡佚。现存世者，如居延汉简方，是1930年在甘肃汉代张掖居延郡尉遗址中发现的木简，其中一片记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治百病方》为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内、外、妇、五官诸科，内科有伤寒、七伤、痹证、伏梁、久泄、肠澼、痉等;五官科有目痛、喉痹、嗌痛、齿痛、耳聋等。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这些汉简医方，充分反映出当时方剂的运用水平已相当可观。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其主要反映于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之中。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临床水平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