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6)

　　《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疥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后世疮痈清热解毒消肿、托毒透脓、补虚敛疮生肌等治法确立了基础，为现存最早的外科用方专书。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亲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廷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传播。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达2600卷。唐代，除《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宋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蛮夷酒、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则是综合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脏腑辨证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三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一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瓜篓根、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虚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丹等，影响深远，至今仍常用。《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其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一千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