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进：云南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之关系(2)

　　1.2 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交流与融合的巨著《滇南本草》

　　从云南中医鼻祖兰茂的《滇南本草》探讨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的交流与融合是很有意义的。《滇南本草》中有一段关于民族药物“韭叶云香草”的记载，书中说：“昔武侯入滇，得此草以治烟瘴。”武侯入滇，系指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入云南征战少数民族奴隶主雍闿、孟获的武装叛乱，因瘴疫(指疟疾)所侵，战斗力受到影响。后来孟节献出防治瘴疫有着特效的韭叶云香草，治好了军中的瘴疫，大败孟获，稳定了云南安定的局面。[1]31对于韭叶云香草，许多著作都有记载。《滇南本草》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医药与汉族医药相互结合的实例，其中的许多药物《本草纲目》都未记载，许多常见的中医药，都是始载于《滇南本草》，例如，仙鹤草、灯盏花，还有川牛膝、川草乌、贝母等都始载于《滇南本草》。《滇南本草》中记载的不少民族药，尤其是彝族药，如：滇重楼、滇黄精、滇龙胆、云黄连、金荞麦等，有的已成为云南地道药材，并收载入《中国药典》，作为中药使用。

　　2.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兼容并蓄的特点

　　通过探讨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关系，把握中医药与云南民族医药兼容并蓄的特点，充分理解中医学如何在云南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方式将民族医药融会贯通，云南民族医药如何创造性的吸收中医药中的优势并为己所用，推动云南中医学和民族医药理论水平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歧伯对曰：地势使然也”，《黄帝内经》讲“异地制宜”，实际上是汇总了四海之内的医学创造。[3]《素问·异法方宜论》曰：“……西方者，金石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故毒药者，亦从西方来”，新疆古称“西域”，说明古代维族祖先早就了解药物的治疗作用。况且，应用毒药(疗效强的药物)是用药水平的较高阶段。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许多西域药材，其中包括胡桃、胡蒜、胡豆、石榴、红花、葡萄等。[4]“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炳。故灸炳者，亦从北方来”，此段话描述了居住在严寒北方的蒙古族人，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这种灸疗法。[5]“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温针”，1985年广西武鸣县西周末年古墓出土的青铜浅刺针，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公开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即证实了《黄帝内经》中“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断。[6]

　　唐朝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都收集了国内外众多民族的医药经验。《神农本草经》的药物，有人研究有很大的苗药成分。羌族人民早就用羚羊、鹿胎、麝香、鸡胆、五味子、贝母、冬虫夏草、羌活、独活治病，《神农本草经》中记述了几十种羌族地区的药物，但对药物的产地缺乏具体记载。根据齐、梁间陶弘景对《神农本草经》的注释和补充，明确记述有羌族药物数十种，如芒硝、雄黄、扁青、蜀椒、羚羊角、安石榴等。[7]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有云南少数民族药物红毛参、雪茶、鸡血藤、神黄豆、山胡椒等二十余种。又如，唐代《本草拾遗》中收载的“玳瑁”，就是来自壮族民间用药。

　　中医药和云南民族药之间联系最广泛的是在药物的使用方面。民族药融通的最好例证，是药物的交叉使用。据报道，目前藏汉共用的药物有300多种;佤汉共用的80种。民族用药的交叉问题比较复杂，有的是药名相同，基原各异;有的则是基原相同，药用部位或功效却不同，如中医用蝙蝠的粪便，傣族则用其血。再如，药用植物竹叶兰傣族称为“文尚海”，用药部位为球茎、块根，用于主治食物中毒、误食毒菌、药物中毒;布朗族称为“夕那格郎”，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气管炎、肺炎;佤族称为“西剥罗”，用药部位为全株，主治肺结核和气管炎。又如灯盏细辛在彝医、苗医、壮医、回医、藏医等各自医学体系中均有应用，但用药的适应证又不完全相同。从许多交叉用药中都可以看到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相互交融而呈现出兼容并蓄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