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进：云南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之关系

 　　我国的传统医药学由中医药学、民族医药学和民间草医草药三部分组成，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各民族医药在独立发展、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彼此也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交叉融合和优势互补。云南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关系的探讨揭示出特定地域、特定人群与医药之间的关系，使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在动态的交流中达成理解、共识和医学资源的共享，奠定中医药与民族医药平等发展和相互补充的基础，从而保证云南民族医药在多元互动中合理发展，提升云南医疗卫生事业的力度和深度。

　　1. 中医药传入云南并与云南民族医药同生共存的历史回顾

　　由于云南各民族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云南少数民族医学的历史现况，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几种不同历史阶段的医学类型，即，处于长期医学积累阶段中的民族医学类型;具有理论萌芽和建立了理论体系的民族医学类型;高度与汉族医学融合的民族医学类型。[1]40然而，这3种民族医药类型都是随中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传入，特别是中医药学的传入而演变和发展的。为何云南各民族医药能和中医药学并行不悖，相互交融和完善?答案就在于中医药和云南民族医药都在中华民族发展整体性思想的影响和维系下，呈现同生共存的局面。

　　1.1 中医药传入云南的历史回顾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萌芽于夏、商、西周的大一统思想，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并随着秦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而逐渐完善和确立，因又经过两汉400余年的统一，更加强化了大一统的思想，并在中华民族的心中根深蒂固。孔子提出区别华夷的标准(即民族的区分)是文化即周礼，认为蛮夷只要接受周礼的教化，就能脱离野蛮状态，实现华夷一统。可见，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

　　云南古代历史上曾经有3次较大的汉族移民入滇，即在汉、唐、明三朝时期。综观历史，云南的政治，历来仰仗中原的稳定和理解;云南的经济，历来随中原经济的兴盛而发展。历代以不同方式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不仅给云南注入了新鲜血液，而且把内地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带来云南，加速了云南发展的步伐，并日益与中原密不可分，形成一个整体。[2]早在秦汉时期，秦国的蜀郡太守李冰开始修筑从四川到云南的驿道，至今，云南的曲靖还有一段五尺道的遗址;之后，内地和云南的交往开始逐渐增多，晋、六朝时期，有大量汉族迁入云南;唐朝时期，南诏统治者多次向唐朝皇帝进贡，并热心学习汉族文化;中医药学很可能在唐朝时较系统地传入了云南。五代、宋朝中医药学大量传入云南，宋朝印制的书籍在云南作为商品出售;元朝开始对云南实行直接统治，在云南设立学校，为中医药学传入云南创立了必要的文化条件。

　　明朝时期，国家开始在云南编户，改变了以前以贡税关系连接部落酋长和国家的这一方式,编户制度也改变了云南的居民成分，由以前的夷多汉少变为汉多夷少的居民分布。云南的民族医药在以自身特色发展的基础上，受到了中医药的冲击和影响，使得明朝中医药学在云南有了广泛的传播和明显的发展。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和学术价值的是兰茂著的《滇南本草》，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早140多年，是我国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地方性药物典籍，第一次将云南的地方民间药物的作用与中医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汉族医学融入云南民族医药的另一个例证就是纳西族的《玉龙本草》，是纳西族医学吸收了汉族医学理论后，结合本民族得天独厚的医药资源和临床实践而编写的一部地方性药物典籍。汉族医学的传入，对白族医药的影响最大，从南诏国时代，大量的印度佛教医学、波斯医学和藏医学传入大理地区，与本地巫医融合，形成了具有独特医学体系的白族医药。然而，到了10~13世纪，中医药在大理地区迅速发展，并逐渐在大理国医学中取得主导地位，从此以后，白族医学就一直处在和中医学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相互推动的状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