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需要科学发展(3)

　　让中医理论之树常青

　　中医学只有具有开放系统的创新本质和趋于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种“不受西医学影响”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中医学术的传统文化基因缺乏自信的表现。

　　歌德在《浮士德》中有句名言“一切理论是灰色的，唯生活之金树长青”。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们的认识作为方法论和认识论，对中医理论知识体系的构建起了一定的支架作用，作为价值观对于中医伦理学起了奠基作用。但是医学理论之树，不可能脱离医疗实践而产生，也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现实而发展。例如老子极力主张倒退到一个“无知无欲”、“小国寡民”的社会去，在当时也是行不通的。在他替圣人苦心设计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国里，国家小，人口稀，虽有舟车，没有必要去乘坐;虽有铠甲兵器，没有必要把它摆出来。人们过着“不织而衣，不耕而食”的生活。这与前述西方的文化寻根主义的人类学家的主张又有相似之处。诚然，如果地球上的人类再一次被天灾或人祸所重创，也有可能重新回到“纯绿色低碳”的“侏罗纪”时代;但现在看，还不至于在近年内发生。例如我国现有人口至少十三亿，你就要按十三亿人的要求去解决衣、食、住、行及看病难等问题。如果只是论“道”而不论“病”，不仅是脱离现实，而且是不人道的。

　　《关注》一文说“如果把中医学比喻为一棵树，易、老作用于中医学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论渊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医学的则是‘阳光和空气’，后世所做是‘施肥浇水’”。这一比喻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中医这“一棵树”是怎么来的。中医学的发展史告诉我们，在古代，既无圣贤，又无经典的时候，就有了人的疾病和驱除疾病的实践。例如在已出土的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经有了许多关于疾病(三十几种)与人体解剖和功能的记载。也就是说是先有了病和治病的砭石或药、酒甚至手术，之后才有了理论。实践才是理论的渊源。而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被大量借用，即原本不是中医固有的理论和方法，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一元论、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取象比类等被大量引用借鉴，将无数人的实践结晶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不但成就了中医理论的完整体系，还直接代替和弥补了实际医学知识的不足;古人将实际对象中发现的原形，与哲学思维模型结合成了亦虚亦实的中医理论。也就是说,无论中医学还是西医学，都不是由黄帝或希波克拉底的“第一次推动”而运转起来的“永动机”，而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数人实践信息的反馈系统。其发展的动力来源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运动，其理论体系和学术特征及知识范围都必然以实践为依据而与时俱进，这就是中医学的发展规律。

　　所谓“阳光”、“空气”、“土壤和水”都是中医学之树的生长环境，不是千年不变的“经典”。“经典”早已注入大树的基因中。医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第二性的，它的发展虽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但却不能以固有的理论特色为必须遵循的“规律”，因为它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受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和研究实践的社会物质条件制约的。所谓规律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也不存在现代化不现代化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把中医发展规律与中医固有理论混为一谈，显然是错误的。

　　另外，学术研究应当追求系统的开放、理论的交叉，信息的交流、方法的互补。中医研究的创新性与开放性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味地提倡所谓“独立自主”。医药学的发展总是后人超越前人，中医学只有具有开放系统的创新本质和趋于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诚然，在中医学典籍中有许多“西医无法解释的东西”，但是西医学及中西医结合学也在发展，而且能够更直接地从现代科学、现代哲学中吸收营养。中医那些“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也正在成为西医学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不去主动地借用现代医学方法来研究中医学问题，别人也会抢先这样做。真正的理性文化，是用科学来武装自己的，而不是用来伪装自己的。把事实和真理视为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师夷之长以自强”是正确的。那种“不受西医学影响”的所谓中医现代化是不切实际的，也是对中医学术的传统文化基因缺乏自信的表现;而那些用现代科学语言伪装的所谓“创新”的假学术更是必须随时加以戳穿，假进步还不如不进步。医学研究的客观事物本无中西之分，因此，我们要坚持自身传统之精华，同时大胆地接受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之优长，这样，中医学才有可能从传统走向现代，并超越传统。

　　总之，中医学是数前年来中华亿万先民的广泛实践的结晶。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只要坚持了追求真理、注重社会现实、注重实践的品格，中医理论之树就会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