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需要科学发展(2)

　　传统文化的经典具有两面性

　　老子所说的“道”和知识学问似乎是不相容的，而儒家文化偏属于道德哲学，他们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崇尚中庸之道，打击标新立异，因此也缺乏科学创新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古代经典著作是传统文化中的里程碑，但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起点，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终点”。可以说，中医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注入了传统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因，这对于中医文化特色与科学性的传承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些文化经典毕竟与医学经典还有一定的距离。而且其本身的两面性给中医科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例如老子主张“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其结论是：“不行而知”、“述而不作”。他还主张“绝圣弃智”、“绝学无忧”、“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所谓“道”和知识学问似乎是不相容的，这是说，求得的学问知识一天天多起来，求得的“道”就会一天天减少下去。

　　《关注》一文认为，“作为医家经典，岐伯第一句话论‘道’不论‘病’，首先表明的是健康长寿的途径和目标：知‘道’且合于‘道’。这是中、西医学起点和着力点上的差异：‘健康医学’还是‘疾病医学’;‘防患于未然’还是‘渴而穿井’”。其实，如果真的只是有“道”而没有治病的实践和学问，自然也不可能去论“病”，不去论病的防治，又如何论健康?所谓健康与疾病是矛盾的两个反面，没有疾病，也就无所谓健康。人类医学实践过程是从有了病而开始的，而不是从健康开始的。假如有了人类而没有病，就没有医学，也就没有什么“健康医学”。医不能以健康界定为学。例如现在大家都在说的“治未病”，并不是“不论‘病’”。因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就必须首先明白肝病、脾病及其两者的关系，“不论‘病’”，只“论‘道’”怎么行?“治未病”，首先要明白“治未(何种的)病”，而不是漫无目的地“治”。

　　因为儒家文化偏属于道德哲学，他们认为“天道渊微，非人力所能窥测”，而更多关注和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缺乏科学创新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受此影响中国传统科学的经典著作,多是对自然现象的描述或经验总结，而对这些自然现象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经验是如何获得的，则探讨较少。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击的是标新立异。在孔子的心目中，如《关注》一文所言，“经典一旦出现就是无与伦比、难以跨越的，她已道尽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正是这种读‘经’经验，历代‘大家’才会走一条先是‘六经注我’、后来‘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子。‘六经注我’是指引经据典表达‘我’的观点;‘我注六经’是指后来发现‘我’的观点其实圣人已经讲过，且寓意深远，只不过点到即止。我的任务就是阐述一下让世人更容易读懂一些而已。‘我的述’仅是一条途径，经典才是终点”。《关注》一文还说，“研习《伤寒》到一定程度必读《内经》，研习《内经》到一定程度必读易、老;那么，在读易、老、医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必读孔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关于伤寒“六经”的实质，关于仲景言阴阳不及五行，关于寒温的统一等问题，众说纷纭，皆从《内经》引经据典，却不曾见有统一;“读易、老”更解决不了问题。“经典才是终点”，岂不是说中医科学是“在倒退中前进”?这完全是一个自毁命题。

　　我们不禁要问：中医的学问就是在这几本“经典”之间“注”来“注”去吗?如果在读孔子时又遇到“发展瓶颈”了又该如何呢?《关注》一文也说了，西方科学不断出现“以淘汰前任为突出特征”的旧理论被淘汰和新理论诞生的现象。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怀疑和批判精神;不同的文化影响了不同的科学精神。从科学史也可以看出，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哥白尼对“地心说”深信不疑，他会创立“日心说”吗?如果达尔文对物种不变论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生物进化论吗?如果爱因斯坦对绝对时空观深信不疑，他会创立相对论吗?他们虽然尊重自己的老师，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认为科学是“可错的”，这才会有进步。这与亚圣孟子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倒是不谋而合。我国当代的科学发展观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又充分认识了“经典”与“现代”均具有两面性，而且是可以互补的;中医学的前途已不言自明，这就是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绝不是如《关注》一文所言的“经典才是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