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传承教学中,王玉川常从古典医籍中总结用药知识以示后人。他认为临床不应为方证相对束缚,要勇于探索能治多病的方剂。以《千金方》中能治疗30多种病证的“芫花散”为例,孙思邈对此方赞赏有加,但也无法解释原理,只能在书中寄望于后人。王玉川指出,有些医家沉湎于辨证论治,对古书中许多同方治异病的例子不屑一顾。研究同方治异证的机制,对实现中医现代化也有很大意义。
王玉川名下的七九级硕士研究生陶广正教授,得知恩师被评为“国医大师”欣然提笔:“为人淡泊,不慕虚名。师出名门,有真才实学;学富五车,而无头角夸诞。虽非博导,而众多博导皆曾受教;未登讲堂,而授课讲稿竟出其手。著述不多,却不乏真知灼见;临床虽少,却每能一丝不苟。审查论文,从不敷衍;撰写书评,必中肯綮。尊为国医大师,谁敢谓曰不然!”
王玉川小传
1923年,生于江苏省奉贤县。
1941-1943年,从医于中医名家戴云龙先生、陆渊雷先生,学成后在当地行医。
1943年-1955年,在奉贤县开设门诊从事中医临床工作。
1955年-1956年,在江苏省中医进修学校,深入学习中医相关知识。
1956年-1957年, 在南京中医学校从事中医药教学与临床工作。
1957年-1963年,奉卫生部调令来北京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潜心于《黄帝内经》的教学和研究。主持主编全国中医院校教材第一、二版《内经讲义》。
1978-1984年,在北京中医学院从事行政管理工作,任副院长。
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