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国医大师——王玉川(3)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但是在其位谋其政，他在全国政协七届四次会议期间提出的“关于公费医疗费用不宜包干到医院管理”的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任院长期间，他重视教学科研和学术建设，内经专业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重点学科，停刊20多年的《北京中医学院学报》于1981年恢复，成为学校及全国学术交流的重要阵地。

　　然而一旦退休，他就任何管理工作都不参与。据介绍，玉川老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采访中，玉川老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教育临床——“倘若倾心而倒，一辈子经验说不了3天”

　　虽然反对师带徒的方式，但受他恩惠的年轻中医成百上千，至今很多毕业生都珍藏着他逐字逐句精心审阅过的论文。理论临床相得益彰，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令其临床疗效卓著。

　　列在王玉川名下的学生并不多，不过四五人，和师带徒相比，他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虽然如此，王玉川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他时时要求年轻学子做到言之有理，强调文以载道，每年审阅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工作，他从不敷衍，逐字逐句精心批阅，一本论文要修改几天。写满他整齐字迹的论文，经常被毕业生们珍藏。

　　王玉川一直强调理论和临床结合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为普通百姓治病。他擅长治疗中医内科各种疑难杂症，如心血管疾病、风湿病、血液病等，临证时一丝不苟，疗效卓著，深受患者欢迎。

　　有段时间，王玉川在国医堂一周出诊4次，非常劳累。一次在北中医校园，刚从研究生处退休的鲁兆麟碰见了他，两人边走边聊。“和你说个事儿，”王玉川认真地说，“这国医堂看病，你能不能替我出两天?”但累归累，他还是一直坚持在临床一线。

　　深厚的理论功底，保证了王玉川卓越的临床疗效。有次鲁兆麟接诊一位神经根髓鞘脱的病人，治疗非常棘手，用遍了温阳药、补气药、活血药还是效果不好，他向王玉川请教。王玉川说，“《内经》讲‘肾恶燥，即食辛以润之’，你别净顾着补阳，加点细辛这类通药试试。”果不其然，病情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