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