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3)

　　2、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图注：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