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下兰茂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与思考(2)

　　三、“一带一路”战略及文化地理学对兰茂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意义

　　“一带一路”战略为云南地域文化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加开阔的空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进一步研究兰茂，通过开发兰茂品牌，将颇具代表性的本土医药学资源传播到更为广阔的地区，让更多的人可以理解和接受并由此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应，需要改进开发理念和创新开发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方法与思路。

　　20世纪90年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 旅游地由实际存在转而成为时间与空间交错形成的“想象之境”，其承载的物质内容也更多地打上文化标签。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显而易见，由于文化本身极具多样性，加之个人经验背景不同，所以“多种解读”绝对不会千人一面，也无需过分强调教化，因此没有必要用先入为主的具体形象来限定游览和体验者的想象力并且用开发者意图来替代游览和体验者个人的观感，实际上，这也不可能。

　　兰茂终其一生生活在云南嵩明地区，兼有多重身份和角色，作为杰出的医药学家，对他的研究需要采取适当的视角和心态，着重从云南边疆文明与民族文化及地域特色来认识。中医药理论本身比较抽象，容易与现代人隔膜，这是中医药文化扩大影响的主要障碍。然而如范建华所言，“一带一路” 实际上就是要使我们与欧亚大陆形成一个整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通过APEC又与美洲相联系，其对云南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云南由“边缘”成为“节点”进而形成“中心”，沟通“三路”、连接“两洋”，打通“两洲”的重要区位优势，极大地提升了云南的战略地位和影响力[范建华：云南在“一带一路”国家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与历史担当，大理学院学报，总第135期第14卷，2015年3月：第23-29页]。

　　四、兰茂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的新思路

　　在后现代语境以及全球化背景中，边缘与中心的界限本身也逐渐模糊，“地方”已经从具体的地理区位转变为一种意识与情结，在与“中心”互动的过程中，“地方”由于符合人们对遥远陌生的区域与文化的想象与渴望，从而愈加具有吸引力。云南把中国大陆内陆地区和欧洲、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北非连在一起，后边依托的是13亿人，前面面对的是几十亿人的巨大市场和更富有多样性的林林总总的文化圈和文化带。在这样的广阔前景下，对兰茂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可以着重从几点进行思考：

　　首先，以想象力充实内容，用符号和意象表达代替具体形象。

　　面对眼光越来越挑剔的旅游体验者，与其教条式地进行说教或者用所谓娱乐戏说的形式讨巧，不如将兰茂形象进行一定的模糊化和意向性的处理。研究者都知道，在《明史》中并没有兰茂的专传，明代云南方志不载或者很少记载兰茂事迹，其著作佚失较多，虽然学界一般对其人的真实性没有疑问，但却造成兰茂研究中很多异议。从文化旅游的角度看，这并非主要障碍，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准确说清600多年以前的人物面貌，所以在兰茂形象创设方面应持这样的态度---与其形似，不如神似。

　　要借鉴文化地理学和后现代方法进行多角度、多侧面地研究和开发兰茂中医药文化，就不要过分拘泥于对其人进行历史考据和形象复原，而是要研究形成兰茂包括嵩明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core icon）,据此进行系列形象符号的创作设计，对抽象理念进行具体转化和营造特定氛围进行意象表达，以象征和隐喻丰富现代人的“想象之境”进而重构兰茂形象应该是下一步开发兰茂中医药文化首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提炼兰茂中医药文化元素，注入强烈的“能指”意味。

　　“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往往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因其是多种意义和强大力量的集合体，能够集中凝练地表现出对象意图，给受众强烈的印象。

　　兰茂文化的多元性具有强烈的云南本地特色，但是也产生开发中的问题，即内容分散，难以确切抓住重点。兰茂文学及相关研究成就固然较大，但是影响范围较小，主要局限于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兰茂中医药文化代表作《滇南本草》早于《本草纲目》，但是云南地处边疆，远离主流文化，所以影响远不如李时珍，这不太公允，但是中医药因为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所以容易引起共鸣也容易接受，只是要重视提炼，将最有代表性或者说是最符合当下旅游体验的元素凸显出来，通过多渠道的宣传和规划加以表征，做到受众只要看到这样的产品，就能立刻想到兰茂和他的中医药文化，这就是强化元素“能指”功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