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清代儿科温阳代表医家
3.1 清代儿科医家陈复正重视小儿元气，慎护胎元，提倡优生，著有《幼幼集成》，书中专立“禀赋”、“护胎”二篇，他十分重视优生和胎养，认为培植小儿元气壮实之根源。他强调上代健壮则胎婴自固，父母应选择体质健壮和精神愉悦之时孕育胎儿，从而保证胎元健固[11]。他继承张景岳“小儿元气未充，真阴未足”的观点，认为小儿体非纯阳，而是稚阴稚阳，小儿气血未充，腠理不密，脏腑娇嫩。针对当时部分儿科医生以小儿纯阳之体为定论，恣投苦寒之行为，尖锐的指出“若徒效上古克消寒凉如肥儿丸、芦荟丸之类，则千中千死，莫能挽也。”“至云小儿阳火有余，不知火之有余，实由水之不足，壮水以制阳光，先贤之至论，服寒凉百不一生” [12]。他在《幼幼集成•凡例》中言道“幼科论证，悉以阳有余阴不足立说，乖误相承，流祸千古。后人误以为儿为一团阳火，肆用寒凉，伤败脾胃”及“幼科所用毒劣之方，令其暗损真元，阴伤荣卫。即侥幸得生，而精神已耗，一生虚怯，莫可补救，况复不生者多。[12]”由此可见，陈复正在治疗小儿疾病时注重保元扶正，慎施攻伐，即使遇到真正小儿疳热、食积胀满、痰火喘急，宜用肥儿丸、保和丸、抱龙丸之类，也应中病即止，不可过用。
3.2 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著《温病条辨•解儿难》，言到“古称小儿纯阳，此丹灶家言，谓其未曾破身耳，非盛阳之谓”，明确提出“纯阳”非“盛阳”之义，认为小儿乃“稚阴稚阳”，阳气虽显，实则稚嫩，小儿体内精、血、津液以及脏腑、四肢、百骸等有形之物尚未发育成熟，故为稚阴；小儿脏腑的各项生理功能也均未完善，故为稚阳[13]。在用药方面，吴鞠通反对时医治疗小儿疾病动辄使用苦寒之药，“世人以小儿为纯阳也，故重用苦寒也。夫苦寒药，儿科之大禁也……不知儿科用苦寒药，最伐生生之气也。”在治疗小儿发热时，若一遇发热即重用苦寒，则“苦先入心，其化以燥，而且重伐胃汁”。一味苦寒清热，虽可暂折病理之热象，更能戕伐少火，“惟壮火可减，若少火则赖以生者，何可恣用苦寒以清之哉”“存阴退热为第一妙法” [14]，即使壮火炽盛，必须用苦寒直折之时，也应多用甘寒以监之，甘能扶养胃气，可防苦寒泄热时损伤胃阳。一代温病大家在小儿临证中反对过用苦寒而注意扶助阳气，这些独到的见解正是令今人深省之处。
4.近代儿科温阳代表医家
4.1 云南著名医家吴佩衡是扶阳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注重扶助人体阳气，临证擅用温阳药物，对附子的运用更是炉火纯青，被誉为“吴附子”。在其所留儿科医案中，使用温阳药物的案例也占了一定比例，其中不乏有救治小儿危急重症的病例[15]。《麻疹发微》中运用温阳法的儿科医案，主要涉及到体弱或病后出疹证属虚寒之麻疹、麻疹误用凉药而转阴证、出疹后虚寒咳嗽、麻疹并寒疝等[16]。在《吴佩衡医案》中记载的儿科医案主要有小儿慢惊风虚寒证、小儿伤寒阴极似阳、阴盛格阳、童子痨脾肾不足且阴寒内生之证等[17]。吴佩衡在临证中，每遇阳气虚衰或阴阳虚损的危急情况时须以“回阳”为第一要义，认为小儿乃稚阴稚阳之体，肺脾肾皆不足，对于肺脾阴寒内生或虚寒所致的病症，治法上侧重温扶心肾之阳气，在《医药简述》中说道“先天心肾，是人身中最宝贵之主要生命线…心肾健旺之人…少火生气；心肾衰微之人，因少火弱，生气少” [18]，少火即为人身之正气，故其在组方中多配伍桂、附、姜以温少火而扶助真元，扶正气而祛邪。在吴佩衡留下的儿科医案中，可以发现其核心思想是通过回阳、温阳、扶阳的方药来修复机体之正气，从而祛除病理上的阴寒邪气，进而达到机体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的状态。
4.2 上海著名儿科医家徐小圃推崇吴鞠通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之观点，认为小儿有“肉脆、血少、气弱”之特点，属“稚阴稚阳”之体，且熟谙《素问•生气通天论》中“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及张景岳《类经》中“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等论述，特别强调小儿阳气的重要性，临证善用温热药物来恢复阳气，祛除邪气。若遇到麻疹初起、透而即隐、壮热有汗、汗出咳嗽、面色青灰、精神萎靡、肢凉不温之正气不支、邪陷内闭之证，徐氏常以扶正温阳与宣散透表并用，方中常加附子以温阳，从而达到扶正驱邪的作用。如遇小儿久泻不止，大便淡黄、夹杂粘液、小便清长、神疲体软、面色萎黄、四肢不温之时，徐氏认为此为久泻伤脾、脾伤及肾，阳气不足之证，治当温补脾肾、助火生土，药用肉桂、附子辛热之品方可奏效。[19]
2.结语：
梳理历代儿科温阳学派代表医家的学术思想，他们宗《内经》等中医经典，并融入各自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儿科温阳学术思想的发展与应用奠定了基础，中医儿科学术领域的寒温之争，促进了儿科临证诊疗体系的成熟，推动了中医儿科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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