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济堂制药成立于1907年,创始人乐镜宇为同仁堂少东家。有观点认为,乐镜宇选择在济南创办宏济堂,一是因为乐家为他捐了山东候补道,要做官就得到山东济南;二是得到时任山东巡抚杨士镶的关照,并以杨士镶因此被参作为证据。此种解读初看似有道理但经不起推敲。
候补道之说
清朝捐官例制始自咸丰、同治年间,最高可捐到道员,级别为四品,但因捐官候补者甚多故补缺不易,补实缺更难。《清代官场图记》记述待补缺者“过江名士多于鲫”“官吏多如蚁”。以当时江宁(今南京一带)为例,宣统末年江宁各种候补官数共计四千余员,而官缺不满五十,二者比例为八十比一,和现在考热门公务员难度相似。《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曾写过候补知县陈仲眉“候补”十多年,终因久无差事吃尽用光,竟寻短见吊死了。
由是观之,候补基本没有补实缺的可能,所买者大都是虚名。是故,以乐镜宇当时来济南候补做官并借此成立宏济堂的理由很难成立。
受巡抚关照之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二月杨士镶署理山东巡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实授。杨士镶使用府库官银两千圆筹办山东官药局,由乐镜宇担任总办。
官药局创建于宋代,职责是“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首先”,由政府所建,政府经营,政府管理,出售丸、散、膏、丹等以“恤民”,此模式由宋经元至明到清一直延续下来。设官药局系政府之责,多个朝代均有定例,不会因某个人而设或废。巡抚作为一省最高军政长官,统管全省行政、军事、监察等大权,有安定百姓、维持地方治安之责。当时日俄战争正起,列强环伺山东,气候异常多变,生民流离失所,急需医药。据1923年成书的《宏济堂药目》载,当时济南“药肆林立,要皆取材不精或鬻良杂苦,乘时射利,贻害生命,良非浅尠(鲜)。”需要一位既信得过又懂药的人来做这件事。
至于杨士镶因动用府库银两官办私商被参降职一说则更有可疑。杨士镶被参的理由之一是“动用府库银两官办私商”,后查实此系官场相争、御史指使下属所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七月,杨士镶尚未被任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是当时地方政府职务中最重要的职位,其前任是升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显然此为右迁高升,如果真的被参,哪有还有被重用的道理?
杨士镶与乐镜宇“世好既笃,复相知有素”,但杨士镶开办山东官药局实为职责所系;让乐镜宇担任总办是因为“时乐君镜宇以道班在省候补”且又方知根知底,但更重要的当是乐家在中药界的人脉、乐家名号、药品质量、治病救人等方面的硬实力,即便有私人交情也为其次。由此可见,受巡抚关照在的说法经不起推敲,乐镜宇在济南开办宏济堂实则有客观基础与先天条件。
从地理上看,济南位于著名的“胡焕庸线”南北正中,陆路北可通京津,南可达华中,西可到内陆,东可到青烟,并由小清河、黄河水运,交通发达。济南有丰沛的泉水水系,水质清冽甘甜;夏季炎热,冬季干冷,适宜洗药、晒药、储药。当时,济南周边出产高质量的药材,包括长清瓜蒌(也称栝楼等)以及章丘白花丹参、九节菖蒲、白首乌等道地药材。
当时济南有药山、鹊山、药王庙等与草药相关的历史、传说、民俗及文化传承,有做药的基础条件。如药王庙会(亦称药材大会)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会期历时旬余,各地药帮云集,至清代中叶济南已成为我国北方“三大药市”之一,各地质优价廉的药材被带到济南来,繁荣了药材交易。这就为做药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
1904年,济南率先开埠,一些有眼光的商人、先知先觉的民族工商业者“莫不以振兴实业为吾国要途”,投资建厂,实业救国,并引进西方的生产、管理方式,购买外国设备,民族资本主义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使得济南近代的民族工商业得以形成,成就了济南近代工业的一个新的辉煌时期。 “工业发达,工厂林立,故出品日增,前途发展未可限量”。(《历城县乡土调查录》)。对外开放和重商观念形成,加之人口急增,创造了适宜的商业环境。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古有大舜,后有孔孟,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核心的“仁、义、理、智、信”融入了齐鲁人的血脉,而“敦厚、阔达多大节”更是对济南人生动直观的描述。那么,这种文化背景与宏济堂的创立又有什么关系呢?西汉之后儒家思想被提高到新的高度,“仁爱救人”“仁者爱人”成为行医者的基本准则。由汉至清,历朝历代都强调药家要“仁”,名儒鸿医更多有论述,这是做药行医所必备的文化基础,在济南做药更容易被理解、支持和接受。
杨士镶升迁之际,官药局已“经费不敷,既行停办”,为弥实公款之缺,遂“招商承受,用备抵偿”。在这种情况下乐镜宇抓住了机会,“不惜巨资,如数交还官款。取得所有权,更名为‘宏济堂’。”
依据现代商业理论,企业选择注册地或创办地的主要考量基于商业成熟度、市场开放度、制度健全性、法律普适性、交通便利性、文化相融性等多个重要维度,宏济堂制药诞生在济南实乃主客观条件使然。可以这样假设,即便当时没有乐镜宇创办宏济堂,也会有其他名号的中药店在济南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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