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成书时代

    首先应该指出，《黄帝内经》肯定不是黄帝所作，纯属后人伪托。这正如《淮南子·修务训》所指出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冠以“黄帝”之名，意在溯源崇本，藉以说明我国医药文化发祥甚早。
   
    《黄帝内经》究竟成于什么时代呢？宋林亿、高保衡等认为：“非大圣上智，孰能知之？战国之人何与焉？大哉《黄帝内经》十八卷，《针经》三卷，最出远古”；邵雍认为：“《素问》、《阴符》，七国时书也”；程颢认为：“《素问》书出战国之末”；司马光认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黄帝亦治天下，岂终日坐明堂，但与歧伯论医药针灸耶？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朱熹也认为：“至于战国之时，方术之士遂笔之于书以相传授，如列子之所引与夫《素问》、《握奇》之属……”；明方孝儒认为：“皆出战国、秦、汉之人”；方以智认为：“守其业而浸广之，《灵枢》、《素问》也，皆周末笔”。清魏荔彤认为：“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人所为，而托于上古”。综上所说，将《黄帝内经》之成书定为战国时期是较为可信的，但也不能认为《素问》八十一篇、《灵枢》八十一篇尽出于战国。吕复对此发表过中肯的见解：“《内经素问》，世称黄帝岐伯问答之书，及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刘向指为韩诸公子所著，程子谓出于战国之末，而其大略正如《礼记》之萃于汉儒而与孔子、子思之言并传也。”以上仅仅是从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上加以归纳分析所做的判断。其实还可以从《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内容特点、先秦古韵等诸方面论证《黄帝内经》的绝大多数篇章（也即《黄帝内经》的主体部分）成于战国。限于篇幅，这方面的论述只好从略了。
   
    对成于战国以后的少数篇章须做如下说明：《素问》的第七卷亡佚已久，唐王冰据其先师张公秘本而补入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和《至真要大论》，实际上是另一部医书《阴阳大论》。以其用甲子纪年，便可断定必在东汉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 年）颁布四分历之后。以其曾被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时所引用，因此它一定得在张仲景之先。
   
    《灵枢》中也有个别篇章晚出，如《阴阳系日月篇》有“寅者，正月之生阳也”句，故可断定成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0 年）颁布太初历之后。
   
    《素问》中的第七十二篇《刺法论》和第七十三篇《本病论》，在王冰次注《素问》时已是有目无文，宋刘温舒著《素问入式运气论奥》时却将该二篇作为《素问遗篇》陈列于后。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篇当系唐宋间之伪作。
   
    总而言之，《黄帝内经》非自一人一手，其笔之于书，应在战国，其个别篇章成于两汉。至于王冰之所补与刘温舒之所附不应视为《黄帝内经》文，但仅依惯例而仍其旧亦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