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76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9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70人至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37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针对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
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歧视、消灭中医的沉痛教训。
尽管中医药教育长期以来以“祖传师承”、“开办学校”两种方式在民间延续着,但在1922年北洋政府时期颁布施行教育系列方案时,中医药学就被排斥于正规教育体系之外,此举曾引起中医界的抗争,引发了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国民党政府在1929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1936年又提出“国医在科学上无根据”,一律不许执业的谬论。国民党当局始终也没有同意中医办教育。随着西学东渐,特别是抗生素等药物的产生和应用,西医急性传染病和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使传统的中医药学临床应用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如何认识中医药,怎样利用中医药,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中医药学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学的历史局限性,即缺少现代科学的解释,应加以提高。他说:“看不起中医是不对的,把中医说得都好、太好,也是错误的”,“我们对中医必须有全面的、正确的认识,必须批判地接受这份遗产,必须把一切积极因素保存和发扬”。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68个县来讲,竟有90%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1/10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