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女患者刘某,患精神分裂症多年,时常发作,不时歌吟啼哭,烦躁恼怒,甚至割腕自杀。经何任诊查,为其开出两个处方,叮嘱病人两个药方隔周交替服用,病情有效控制,并参加了一个模特班培训,欲参加某项全国模特大赛。当病人及家属感激万分,跪谢何任时,何任却谦逊地说:“医生就是要想尽办法治好疾病,上工十全其九,我还有距离呢!”
有时他的病人太多,医院怕他太辛苦,欲回绝补号的病人,何任总会说,“他们从外地赶来,已花了不少路费,就加个号吧,我迟点休息无所谓。”
已是浙江省名中医的小女儿何若苹说,“我父亲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的故事,说上1年都说不完。甚至他老人家自己生病时,都不忘自己是一名医生,还在钻研岐黄之道。”
做人——社会责任重如山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嬉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
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
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
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
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
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