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候选人沈自尹简介及主要成就

　　他总结出“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提出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相结合观点;他提出下丘脑在肾阳虚证发生中占主导地位，也是温补肾阳治疗的主要作用位点，首次揭示了中医证候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

　　沈自尹，男，1928年3月生，浙江镇海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3年毕业于原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历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至第五届副会长;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三届会长;第一批上海市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上海市名中医。

　　沈自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华山医院工作，1955年接受党组织安排拜姜春华为师，并带着发扬中医的任务，在3年脱产学习中医过程中，阅读学习了大量的中医经典著作，并总结姜老运用巴漆丸治疗肝硬化腹水97例的临床经验，刊于解放日报，引起当时社会的震动，1959年师生共同荣获原卫生部颁发的“继承发扬祖国医学遗产”金质奖章与奖状。至此，沈自尹成为发源于上海的中西汇通派恽铁樵→陆渊雷→姜春华之后的第四代传人。沈自尹先后带有20名研究生及徒弟传授临床经验，学生中已有2名获得“上海市名中医称号”，并于2011年成立“沈自尹名中医传承工作室”。2012年成立“中西汇通传承研究基地”，系统整理恽铁樵、陆渊雷、姜春华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所在科室成为全国综合性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

　　在临床实践中，他善于观察总结，推陈出新，提出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观点。沈自尹发现，西医诊断为不同疾病的患者，疾病发展到某一阶段，都可表现出肾虚表现，而采用补肾的方法都能提高疗效，这正体现了“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精神，于是总结成“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一富有哲理思想的命题，发表于《科学通报》(1961年)。在四川山区工作期间，面对当地严重缺医少药的情况，他将西医抗菌原理与中医扶正、镇咳与祛痰结合在一张中医处方上，治疗取得了90%显效，并有效地控制了百日咳的流行;此后对急性胰腺炎和上消化道出血，按中医理论“六腑以通为用”实行以大黄为主的方药治疗。从大量的临床实例，他总结出“中西医结合的初步途径是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发表在1973年的《新医药杂志》，并受邀在全军中西医结合大会上做专题报告。在对支气管哮喘的防治和研究中，当沈自尹对病人做内分泌研究时，发现哮喘病人即使无肾虚的证候，其肾上腺皮质也有类似肾阳虚的隐潜性变化，也就是说具有隐潜性肾阳虚证，即微观指标的变化也可用于中医的辨证论治，据此，他再次基于大量的临床例证，提出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相结合的著名观点，发表于《中医杂志》(1986年)，有力地拓展了中医进行临床构思的思路和实践能力。

　　自上世纪50年代起，沈自尹等在多病种临床研究中，反复证实了不同疾病的肾阳虚患者具有尿17羟值低下的共同特点，进而发现肾阳虚证在下丘脑-垂体及其所属的靶腺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紊乱，涉及生长、发育、生殖、衰老等生命调控过程。90年代进一步采用分子水平的检测方法证明，唯有补肾药才能作用并提高下丘脑CRF mRNA的基因表达，因此，沈自尹通过方证相应治疗的验证，确定位于中枢的下丘脑在肾阳虚证的发生中占主导地位，也是温补肾阳治疗的主要作用位点。肾阳虚证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在国际上揭示了中医证候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基于上述理论研究的结论，沈自尹运用补肾法治疗哮喘、激素撤除、肾病综合征等，通过纠正相应神经内分泌功能紊乱，提高了临床疗效。

　　沈自尹学术成果丰硕、著作等身;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推广学术成果、提高中医药事业的国际影响力。发表论文100余篇，主编《肾的研究》(1964年第Ⅰ版和1982年第Ⅱ版)、《肾的研究续集》(1990年第Ⅰ版)、《中医治则研究》(1960年第Ⅰ版和1983年第Ⅱ版)、《中医理论现代研究》(1988年第Ⅰ版)、《虚证研究》(1991年第Ⅰ版)，撰写《伤寒论(各家注解)集注评析》，参加编写《实用内科学》和《支气管哮喘》。其中《肾的研究》已在日本两次翻译出版。1985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990年被日本国立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并赴日讲学与科研一年，2006年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