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傣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疟疾、霍乱、伤寒、鼠疫等10多种烈性传染病流行,尤以疟疾为甚,广大傣族人民缺医少药,十分痛苦。目前医院、卫生防疫站、疟疾防治所以及妇幼保健机构迅速建立,乡有卫生院(所),许多村有医疗站,早已扑灭了鼠疫,控制了疟疾、霍乱、伤寒等传染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芒市过去是闻名的疟疾区,原有5000名傣族居民,由于病魔的侵袭,到1949年只剩1800余人,而现在已成为近3万人口的新兴工业城镇。
傣族人民千百年来在特殊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为了生存下来,发展和繁衍后代,造福于子孙,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医药遗产。这些医药遗产是我国傣族人民在与有神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不断斗争中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具有传统的民族特色的医药知识。据《贝叶经》记载的史料说:早在2500多年前傣族就有了自己的医药。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国土资源》第一节推断的时间来看:“当补腊萨哈”(橄榄时期),相当于公元前536年(距今2520年以前)傣族便有了民药。据我国《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傣族医药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它的产生与印度医药学的发展和印度小乘佛教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从现在发掘的《夏牙三哈雅》一书产生的年代来看,佛主释加牟尼[佛历339~420年(公元前964~前884)]的同龄人,贴身警卫、秘书,也是释加牟尼的徒弟,在释加牟尼身边主管医药及其经书的阿仑达听,为了归纳整理一套有关傣医药方面的医药学专著,曾数次向佛主释加牟尼跪拜请求,在得到释加牟尼的许可后,阿仑达听根据纳腊达和戛古先塔(传说10万年以前和几万年以前)历代相传下来的经书《纳腊达俄》《纳腊达叫》《纳西达迭》《纳西达费》《迭哈西腊》以及《三比打嘎》(论经学说)的《苏点打》《文乃》《阿皮塔麻儿干比》等经书中记载的医药知识,摘录整理编成《戛牙三哈雅》一书。成书后,阿仑达听在一次盛会上再次向佛主释加牟尼跪拜致敬,并宣布说:“我们神圣、英明、伟大的佛主是天上的大师,文武学识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前人………”“今天我要向在坐的人们及佛教讲一下远古的历史所记载的纳腊达,经书中虽有所记述的医药知识,但不完整,有的尚未讲述清楚。今天我要把人体的《戛牙三哈雅》更深更细地向所有的人们及佛教(指当时在场的人)讲清楚……”。据推测阿仑达听大约于佛历380年(公元前924年)写完这套有关傣医药的第一部专著。
在傣族医药形成和发展史上,傣族医学文献中记录的内容十分广泛,各种经典描述有同有异,归结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傣族人民经过千百万年的艰苦实践一一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斗争,认识了人与自然、疾病的相互关系;通过“神农尝百草”的活动,懂得了对各种动植物服食的经验,并根据其复杂的味道,逐渐产生了理性认识,并给予分类命名;为了适应恶劣的气候环境,远古原始群的傣族先民根据不同的季节、气候,常把一些御寒,解暑,可预防疾病的动、植物的叶、皮用来做衣御寒,煎煮当茶饮,从而产生了保健知识,这一演变过程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二是吸收了一部分中医药学的理论知识。三是吸收并发展了古印度医学理论知识,通过南传上座部佛教作为传播媒介传入傣族社会。这三个方面相互融合,逐步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的傣医药。傣族文献均不署作者姓名,这是信奉佛教,崇拜佛祖之故。其文献的版本沿革分为“贝叶经”和“红版经”两种,在这两种版本出现之前,多将文字刻于竹片上,后来由于造纸术生产问世改变了这种原始记录方法。
文献种类大致分3大类型,第一类为南传“三藏经”,即“经藏”,“律藏”,“论藏”(统称佛经)。第二类为“实用经”,这一部分不属佛教经典范畴,多为民间学者所著,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有天文、历算、地理、文学、艺术、诗歌、谚语、民间故事、宗教故事、社会事物、伦理道德、医药常识等等。第三类为“科幻经”,主要记述医学理论、农田水利、其他科技语文等。傣医药常识在“佛经”、“实用经”、“科幻经”中都有记述,它充分体现了傣族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