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历史记

    一、汉习楼船

　　汉武帝初年张骞出使西域，回来后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他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见邛山（在今四川省）出产的竹杖和蜀地（今四川成都）出产的细布。  
 
    当地的人说这些东西是商人从身毒（就是现在的印度）贩来的。他认为既然身毒可以买到蜀地的东西，那大夏一定离蜀地不远，于是建议开通一条从蜀地通往西域的通道。

　　汉武帝就派张骞为使者，带着礼物从蜀地出发，去结交身毒。张骞把人马分为四队，分头去找天竺。四路人马各走了两千里地，都没有找到。往南走的一队人马到了今天大理洱海附近，被当地的昆明族给挡住了。因为西汉的士兵大多不习水性，无法征服洱海周围善于水上作战的昆明族，于是，征讨一失败告终。汉军回长安以后，汉武帝在长安按照洱海的形状开凿了“昆明湖”，操练水军，以期能打败昆明族，征服洱海地区。这就是云南历史上有名的“汉习楼船”的历史典故。

　　之后，在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兵临滇国，滇举国投降，汉朝就在滇的故地上设置了益州郡。这为云南成为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也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和巩固奠定了基础。同时，郡县制度的建立，改变了云南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把云南历史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唐标铁柱

　　公元680年，吐蕃攻占了安戎(今四川汶川西南)后,控制了唐朝通往西南诸蛮的道路。随后，吐蕃与唐朝在洱海地区展开了争夺，他们之间的争夺，其胜负关系到唐朝政权的生死存亡。因为吐蕃向东扩张，不仅西北边陲不得安宁，连中央王朝也受到威胁；吐蕃入犯蜀西及西洱河地区又使唐朝西南边疆的安全面临危机。为避免被动挨打的局面，唐必须从洱海地区抗击吐蕃，与西北相配合，形成对吐蕃的包围。因此，巩固姚州都督府就成为保卫唐王朝全局战略的重要措施。要巩固姚州都督府，就必须依靠洱海诸蛮；洱海诸蛮的向背关系着姚州都督府的命运。为此，姚州都督府的首要任务就是隔断吐蕃与洱海诸蛮的联系，招抚诸蛮

　　为保卫姚州和抗击吐蕃，唐朝于公元707年派监察御史唐九征为姚雟道讨击使，进讨深入到洱海地区的吐蕃。当时吐蕃在漾水和濞水间架设铁桥，以通西洱河，并在西洱河两岸构筑城堡。唐九征首先摧毁了守桥的城堡，继而焚毁了两坐铁索桥，截断了吐蕃进入西洱河地区的通道，战役结束后，命书记闾邱均在剑川勒石建碑，立铁柱于洱海北面，以纪念这次战役的巨大胜利。这个铁柱是唐对洱海地区实行有效统治的标志。

　　但这次战争的胜利也并未彻底改变洱海地区诸蛮对唐王朝时叛时附的局面，因为安戎城和昆明城还为吐蕃所控制。于是，夺回这两坐城池成为唐朝争夺洱海地区的当务之急。之后，又经过了4次战争，安戎城终于又回到了唐朝手中。吐蕃曾多次派兵反攻，皆失败而去，两城的收复，不仅巩固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也为南诏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三、宋挥玉斧

　　“宋挥玉斧”这一典故说的是：北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四川之后，手持玉斧(文房玩物)沿地图的大渡河一划，说：“此外非吾有也。”意思是宋朝再不要大渡河以外的地方了。这并不是因为宋朝不想要大理国这块土地，而是因为北宋不像汉唐那样国力强盛、疆域辽阔，当时北宋国势贫弱，已无力再进攻云南；加之宋太祖错误地总结唐朝扶持南诏而南诏叛唐的教训，因此将云南划在疆域之外。

　　而实际上，大理国自建国以来，与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公元965年，当宋统一蜀地时，大理国立即派建昌（今四川西昌）的官员送牒入宋朝表示祝贺。968年，大理国又派使臣带牒到宋朝要求通好。976年，白王请求内附，太宗册封大理国国王为“云南八国郡主”。1115年，大理国与宋朝正式建立臣属关系，而这一关系一直延续到大理国灭亡。反映大理国与宋朝关系密切的另一个侧面是以市马为纽带的经济文化交流。宋朝的战马主要来自北方，称为“陕马”。宋朝南渡以后，陕马来源断绝，不得不主要依靠来自大理的战马。而马市的繁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相互依存、亲密友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