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靖市卫生健康委 杨贵森
摘要：爨医药是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医药与中原医药文化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始于蜀汉时期爨氏治理南中地区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爨医药与中原医药不断冲撞融合、兼容并蓄，逐渐系统化。隋唐时期南诏国崛起，政治区域中心由今曲靖陆良地区转移至大理洱海附近，随爨人的迁徙而传播至各地，在大量汉族移民入滇及官办医学等措施的推行下与不断涌入南中地区的中原医药文化相互融合、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民族特色的“爨医药”。爨医药融地域性、民族性、兼容性和实用性为一体，具有源远流长、民族多样、兼容并蓄、用药独特等学术特色。
关键词：爨医药；形成溯源；学术特色；民族医药
魏晋到唐中叶的爨文化上承春秋至三国时期的古滇文化，下启宋中叶至元初的南诏大理文化，是云南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涵盖云南文化丰富多元的内容。爨文化是指爨氏控制的南中地区内由爨人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总和[1]，其中的医药部分即为爨医药。爨医药是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医药和中原医药相互融合发展的产物，极具区域性少数民族医药特色，吸收融合中原医药文化和技术后逐渐系统化。目前关于爨医药的研究较少，几乎接近空白，本文拟初步探讨爨医药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特色优势，在传承中创新，助力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1爨医药的形成溯源
1.1“爨”字解析，内涵丰富
“兴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架火烧”。“兴”字头其实是繁体的“興”。篆体的“爨”，生动形象的描绘了双手持甑放在灶口，推双木入灶，燃起火苗，烧火做饭的场景。该字暗合中医阴阳五行思想，其中的甑为锅，属金；甑中放水，水的意象暗含其中；灶常为土灶，五行属土；木为火之燃料，燃起火苗、生火做饭，木、火必不可少；“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爨”中的阴阳五行思想既可指日常生活中的五种基本物质，亦可抽象概括分类具有木、火、土、金、水五种属性的万事万物。西汉儒学大家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的“五行说”可谓集先秦以来“五行说”之大成，如《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等篇，广泛用来解释自然、社会和人身的所有变化[2]。受中央集权制及强势儒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五行学说等主流观点必将渗透到医学等其他相关学科领域，因此，“爨”字的解析可能受同时代中原医药文化的影响。“爨”字除具有丰富的中医文化内涵外，还代表姓氏。爨氏是汉末至唐代中期最有势力的南中大姓之一。南中地区指当今的云南、贵州西部和四川的西南部[3]，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发生地。三国蜀汉时期，诸葛亮平定南中后，为稳定和发展南中经济，扶持大姓，采取“以汉治夷”、“以夷治夷”的策略，鼓励和扶持大姓收拢夷人为部曲，这些措施变革少数民族地区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4]。
1.2蜀汉之始，彝医为主
原始人类在采集狩猎过程中，逐步发现动植物药，因常有外伤，积累了外治疗法，火的发现和陶器的发明使用，使熨法、灸法、制作砭石骨针等成为可能。商朝巫医盛行，巫医治病除祈祷祝由外，也采用酒、汤液治病。《周礼》载“五毒”药炼制及四时流行病，仓公淳于意创“诊籍”。后主建兴三年，“诸葛亮南征，军中误饮哑泉，辄手足四禁不语，或谓优有良药，使人往求之，优进仙草，立验”，《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了“道医”孟优使用“仙草”解蜀军“哑泉”毒的故事[5]。蜀汉时期，诸葛亮夜观天象，欲使星宿归位，在五丈原用祈禳之法点七星灯疗疾续命，这些均是蜀汉之前医疗活动的原始记载。
在诸葛亮平定南中、扶持大姓、爨氏开始统治前，爨医药早期以彝族、瑶族和傣族等世居少数民族医药为主，民族医药活动常伴随原始宗教仪式，巫术和医术相合的巫医现象较为常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习俗及医药技术。各少数民族医药以“先有药，后有医，口口相传”为特点，彝族医药也不例外。原始社会时期，彝族先民以采集狩猎为生，逐渐积累总结治疗蛇咬、蜜蜂蜇伤等常见外伤的动、植物药，应用天然硫黄、天然火硝、金屑、银屑等矿物治病，还发明了酒。彝医药资源的利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957年左右，云南濮人曾向周王朝进献丹药，而濮人可能是彝族始祖。“曲布”时代的《念经治病》记载吹治铁毒、蛙毒和蛇毒，吹治风眼、火眼等经文，“吹治法”至今仍在四川凉山甘洛等地沿用。因南中地区交通相对闭塞，山地丘陵为主，蜀汉时期与中原地区的沟通联系较少，因此，除彝医主导外，白族、傣族和苗族等世居民族凭借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不同的医药经验。白族虽形成于南诏时期，但早在青铜器时代，洱海周围平坝地区的土著农耕居民使用的镞、砺、刀、锥和凿等工具与砭石相类，可兼作治病之用[6]。《宇妥·云丹贡布传》记载迪庆藏族早期医学为“本医”，主要包括放血、火炙、涂摩等特色疗法。傣族医药出现较早，据《贝叶经》记载，早在两千多年前，傣族先民反复实践，逐渐学会使用各种药用植物，总结出大量单方、两味或五味以上的小方、七八味或几十味的大方，并将方药分为经方和验方，经方如雅解、雅叫哈顿、雅勒罗松桑等，配伍严谨，疗效显著，多刻写在贝叶上，代代相传；验方大多记载于手抄本的大、小医药书籍《档哈雅》中，民间相互传用。瑶族因没有文字，多为口口相传，经验用药，相关记载零星散见于史料中，汉代《五十二病方》中记载了极具瑶族特色的薰洗方八首及发泡药罐。早期瑶族先民则是通过随身佩戴芳香药物预防感冒、瘟疫、风疹等传染病，因此，瑶族先民在环境卫生、疾病防控等方面总结出丰富经验，如桂平盘瑶六月六以百草煮水的“洗澡节”。“千年苗医，万年苗药”，西汉刘向《说苑》载：“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即苗族先民“九黎”时期的巫（医）师，《五十二病方》中有用来治病的“答”，“答”字用汉语无法解释，因历史条件限制，苗族先民无法解释许多疾病的发生，长期存在“巫医一家、神药两解”的现象。因此，各民族医药有自己独特的用药认识和治病方式。
综上，三国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之前东汉时期益州郡的弄栋县，永昌郡的云南、邪龙、叶榆三县和越嶲郡的青蛉、姑复、遂久三县划出，合七县而增设云南郡，属庲降都督[7]，扶持爨氏等南中大姓，爨氏开始统治之前，爨医药主要以世居少数民族医药为主，他们通过生活实践积累了部分药学知识，但未形成系统完整的医学理论。彝族因人口众多，居爨地政治中心，爨医药中的彝医药发展较快。此时，南中地域广大、人口族属多元复杂，形成爨医药以彝医为主、初见雏形的特点，此时爨医药与中原医药文化和技术的融合尚少。
1.3魏晋发展，爨汉融合
在秦朝修建“五尺道”、汉武帝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及诸葛亮平定南中的基础上，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至魏晋南北朝时达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纷争不断，王朝更迭，战乱频发，南中地区相对稳定，促使中原人民向南中地区迁徙避难，相对系统完善的中原医药文化和技术随之源源输入，与当地少数民族医药冲撞融合、兼容并蓄。中原医药中的脉学、针灸、方剂、本草等得到长足发展，涌现出王叔和、皇甫谧、葛洪等一批著名医家和代表著作。王叔和搜集整理《伤寒论》、《金匮要略》，使中医渊薮得以流传后世，其对脉学造诣颇深，著《脉经》十卷及《脉图要诀》六卷；皇甫谧整理西晋以来的针灸穴位，撰著《针灸甲乙经》；葛洪在罗浮山修道行医，著《玉涵方》、《肘后备急方》开后世急诊医学之先河；徐之才创方剂分类，著《雷公药对》二卷分门别类；雷敦著《雷公炮制论》、陶弘景撰《本草经集注》，为中药炮制、中药性味归经奠基。魏晋南北朝时期，设置了官办医学教育机构。公元443年（刘宋元嘉20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教育机构，广泛教授医学，医者的整体素质和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医生规模不断扩大。
此时，中原动荡不安，而南中地区太平稳定，在爨氏的治理下，经济文化得到空前繁荣，民族医药和中原医药文化技术冲撞融合、兼容并蓄。民族医药汲取中原较为先进的医药理论和技术后不断丰富发展起来。唐朝以前，彝文化及医药已有较大发展，彝族先民中已有专门行医者，自成诊断、治疗、处方、用药等医疗体系。彝药资源非常丰富，涉及动、植物药及许多矿物药材，据统计，云南、四川两省彝族地区各类药物资源种类总数约1000种，较常用的动物药品种有250个左右[8]。彝族先民擅长使用动物药，动物药因药物活性较强、疗效显著，故占比较大，这有别于其他民族医药。魏晋陶弘景《名医别录》中收载了麝香、牛黄、土蜂、芸香草等彝族地区的药物，唐·陈脏器《本草拾遗》也收录了彝族先民制作箭毒的植物“独自草”，这些史料进一步验证了民族医药和中原医药文化技术不断交流、相互融合。随着药物知识的不断积累，彝医药广泛吸收融合中原医药、古印度医药等传统医药精华，不断丰富完善医学理论。彝族先民高度概括总结自然现象，取类比象，观测太阳运动推演彝族十月太阳历和彝族八卦，以此形成“一元二气五行六路毒邪”为主线构架的医药理论体系[9]。一元即元气论，二气即清浊二气理论，六路指清浊二气循行的六条通路，五行即五行学说，毒邪即毒邪病因学说[10]。其中“哎哺”学说贯穿始终，类似中医阴阳学说，为“万物之纲纪”，以此衍生出“清浊，五行，八卦”等彝医理论，是彝医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根源，为彝医辨证治疗的总纲[11]。《宇宙人文论》记载描述哎哺产生后，随清浊二气变化产生木、火、土、金、水五行，东南西北各主一方，土居中央，衍生万物，其中气血与气路是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基本保障[12]。人与自然相参相应，不可避免受到自然的约束和影响，彝医药将一切致病因素统称为“毒邪”。邪气所致、五行失调等内外因均可导致疾病的发生，阿棘、紫丹参、翻白草、野坝子和小红参等彝药可通过调整人体自身上一路和下一路两条排毒系统促进机体新陈代谢以调和清浊二气，恢复气血、气路的正常运行[13]。各民族医药理论不甚相同，可能与各民族语言文化、经验用药、当地药材各异有关。傣族医药以四塔五蕴理论为核心，形成独具特色的风病理论和雅解理论，强调人类应与自然风、火、水、土四元素保持共栖平衡[14]。傣族摩雅(医生)们在治病方法上，除采用内服、外用和内外合治外，还有独特的睡药、敷药、蒸药、熏蒸等疗法[15]。在中原医药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傣医药学逐渐构建了“四塔五蕴”的基础理论框架，编撰了《档哈雅》、《巴拉麻他坦》、《嘎牙山哈雅》等医药经书，逐渐形成了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傣医药学体系。藏族、瑶族、苗族等民族医药也在中原医药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完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即泰始七年至隋文帝开皇年间（公元271年至581年）爨氏统治南中，独步南境，卓尔不群，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受中原影响但自成风格，以两爨碑为代表。该时期爨医药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医药方书陆续写就，彝族、傣族等民族医药蓬勃发展，爨汉不断融合。
1.4隋唐衰落，各地留“爨”
从隋朝征伐爨氏开始到唐天宝七年(公元581年后至748年)，爨氏内部纷争加剧，南诏崛起，爨文化遭受打击。爨医药随爨人的迁徙散落南中各处，与中原医药进一步发展融合。
隋唐时期，中原医药进一步发展，唐太医署设医学教育机构，分科教授，培养医学人才，大量医学、本草学著作问世。隋·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唐·苏敬等编撰官方大型本草学著作《新修本草》，孙思邈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孟诜著《食疗本草》，唐·陈脏器《本草拾遗》收录部分彝药，说明医药文化交流不断。爨之后建立的南诏国，使南中地区的政治中心由今曲靖转移至大理洱海附近，但爨医药并未随爨氏的统治而烟消云散，爨民因战散落南中各处，一定程度加速了爨医药文化在南中的传播，爨医药亦随之落地生根。《南诏德化碑》碑文记载：“灵津蠲疾，重岩涌汤沐之泉”[16]，这是医疗活动——温泉疗疾的实录。南诏统治者向中原进贡当归、朱砂、牛黄等名贵中药材，可见南诏国时期，南中地区具备一定的医疗本草学知识，且有较明显的中医和民族医药融合迹象[17]。成书于大理国时期的《元阳彝医书》，是第一部用彝文记载的彝族医药古籍，共收载病症68种，动、植物药200余种，该书记载的一病数方、一方数药和一药多用的治病方法，至今仍为彝族民间所用。此后，宋朝重视医学，开办药局，成立校正医书局，整体上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元朝大一统，汉族大量入滇，云南设立了医学提举司、学校及惠民药局，培养了一批优秀中医药人才；明清时期，南铜北运，铜商文化兴起，全国各地居民涌入云南，增设专职医官，推行官办医学，出现医学分科，中原医药文化和民族医药文化再次深度融合，医疗活动逐步系统化、规范化，涌现出兰茂、孙光豫、何孟明、赵汝隆等名医名家和代表著作。
《齐苏书》又名《明代彝医书》，约成书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该书系统总结16世纪前彝族医药经验，记载常见病59种，单方验方226首，彝药231种，具有浓厚的区域性用药特点和淳朴的彝族方言特色。我国第一部地方本草专著《滇南本草》记述了民族医药与中原医药相互结合的实例，如彝族药物芸香草、老鹤嘴、救军粮等。《医病好药书》抄本也记录疾病123种，彝药226种，方剂280首。除彝医药外，宋代史料中多处记载瑶药一宝“灵香草”。北宋《梦溪笔谈》：“唐人谓之玲玲香，亦谓玲子香”；南宋《岭外代答》则进一步记载了灵香草的生长条件、产地、销路等，并将种植所得灵香草“熏以烟火而阴干之”以便长期保存，可见民族医药与中原医药技术多有交流融合。明代改土归流后，苗族与中原的交往日趋频繁。《风凰厅志》记载：“苗地多产药饵……，其药名诡异，非方书所载，或吞或敷，奏效甚捷”。《兴仁县志》载白苗“喜居高山，常采草药，售于市，转徙不恒”。《滇南本草》有灯盏花主治“左瘫右痪，风湿疼痛”的记载；《植物名实图考》也收载了不少苗药。从医学著作和地方志的记载中，可以发现爨医药并未随爨氏统治瓦解而烟消云散，而是传播各处，不断发展。
2爨医药的特色探析
2.1源远流长，著作颇丰
爨医药历史悠久，源于今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地区的爨文化，最早可追溯至蜀汉时期的民族医药，其上承古滇国医药文化，但缺乏系统理论和科学指导，多以中草药简单治病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动荡、南中地区相对稳定，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而迁徙南中，带来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原医药文化和技术，爨医药和中原医药冲撞融合、兼容并蓄。隋唐时期，爨氏统治分崩离析，逐渐被南诏国、大理国取代，区域政治中心由曲靖地区迁往大理洱海附近，爨医药随之散落各地。宋朝重视医学、明朝大规模移民，云南地区医药文化进一步融合，爨医药得以进一步传承发展。彝族医药是爨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柏彝医书》系统总结了16世纪前彝族的医药经验，详细记载了59种常见疾病、226首单方验方和231种彝药，充分体现了彝族医药的区域性用药特点和方言特色，是彝医药文献中的珍贵资料[18]。此外，还有总结傣族医药经验的《傣医传统方药志》、《档哈雅龙》、《中华本草·傣药卷》等医书，《聂苏诺期》、《瑶医效方选编》、《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医籍系统整理总结了苗族、瑶族、藏族医药的医学思想和用药经验，其中不乏民族医药和中原医药融合发展的例证。除医书外，爨医药名医辈出，涌现出“滇南医圣”兰茂、彝族医家曲焕章、白族医家彭子益、精通脉理的曲靖医家赵汝隆等，他们医德高尚、精通医理，为爨医药的传承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2.2民族多样，用药独特
爨地民族多样，世居彝族、白族、苗族、藏族、傣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医药特色明显，优势突出。彝药传统剂型颇多，主要有散剂、酒剂、汤剂、膏剂、掠剂、锭剂等十余种，多以鲜品入药，捣烂、揉烂、外敷、咀嚼、熬水内服和炖鸡肉服，用酒或以酒佐治也是用药一大特色[19]，方剂组成以单味为多，配伍简单，疗效独特。“子母灰祛毒法”是彝药毒性药材传统加工炮制的关键技术，祛毒后的药物安全性提高，治病范围扩大。彝族善于使用动物药，而傣族长于使用鲜品植物药，“未病先解、先解后治、同解同治”是傣医“雅解”（解药理论）的核心，是傣族医药学的一大特色。傣医用药分内服、外用（涂擦、包敷）或外用内治相结合，分为磨药、睡药、熏药、洗药、擦药、坐药、泡药等[20]。瑶医用药，因人因地因时而异，用药形式除煎剂、散剂、丸剂等常见剂型外，还有鲜药含服、烟熏剂、佩挂剂、药浴等特色剂型，瑶医多用生鲜单味药，就地取药，随采随用，尽量不水洗，防损伤“地气”。瑶族地区断肠草、野菊、曼陀罗花等有毒药物很多，故瑶族先民研制了很多解毒药。苗药根据病性、药性、现实条件等灵活选用剂型，一种剂型可有多种用法，以简便易行、随取随用为原则，如酒浸剂可供内服或外用，应用广泛，尤以治疗风湿、跌打、劳伤的药酒种类最多。“三千苗药，八百单方”，苗医用药主张“立方简要，一方一病”，单方或两、三味药为一方，但苗药配方有“配单不配双”和“三位一体”的法则，即药味总数为单数，领头药、铺底药和监护药三类药物共组成方，在选药、用药分量、制作方法等方面形成良性互动，产生最佳配伍以获取最佳疗效。因此，由各民族医药组成的爨医药剂型丰富，用药独特，疗效突出，值得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应用。
2.3历久弥新，传承创新
爨医药并未随爨氏统治时代的结束而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而是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再度焕发生机，民族医药的理论、实验和临床研究应用显著发展，校订出版了医药古籍和专著，制定了相应的药材标准，研发上市了特色医药产品。目前《云南省中药材标准》（2005年版）共收载具有法定标准的彝族药材165种（不含国家药典按中药收载的品种）。2002年，81种地方标准的彝族药成药获批转为国家标准，享誉中外的“云南白药”就是其中之一。云南白药不但保留了传统的生产工艺和产品剂型，还研发了云南白药胶囊、云南白药牙膏、云南白药双效气雾剂等系列产品，享誉海内外。此外，老拨云堂的拨云锭、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金品系列药物、盘龙云海的排毒养颜胶囊和灵丹草颗粒以及楚雄龙发药业的彝心康胶囊等均是彝族医药传承创新的真实写照。灯台叶颗粒为傣药灯台叶提取物制剂，可用于慢性支气管炎、百日咳等多种儿科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雅叫哈顿散、七味楹藤子丸、双姜胃痛丸和叶下珠片等均是根据傣族验方研制而成，疗效显著。苗族医药的灯盏花系列药物、银丹心脑通软胶囊、热淋清颗粒、仙灵骨葆胶囊、咳速停糖浆等以苗族民间验方为基础研制而成，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疗效显著。这些基于民族验方而研制的医药产品不仅继承了民族用药特色，还进行了剂型改进和理论创新，为爨医药的发展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3小结
爨医药历史悠久，用药独特，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现代医药理论、实验和临床研究应用发展显著，是少数民族医药和中原医药不断融合发展的产物。随着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创新政策的颁布，爨医药的研究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时期。本文主要梳理爨医药形成与发展的脉络源流，简述其特色及优势，认为在爨医药的研究中，可以南中地区各医家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为横向脉络，以历史时间节点为纵向脉络，凝练总结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挖掘整理爨医药文化优势特色，在继承中创新，为中医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助力。
[参考文献]
[1]鲁刚.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4):105-109.
[2]汪剑,和中浚.董仲舒儒学对《内经》的影响[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7(04):57-58.
[3]段吉福,刘英.儒学与彝族哲学文化关系的历史发展[J].民族学刊,2022,13(02):105-117+144.
[4]周凯.汉隋间西南地区的政治整合与族群演变[D].华东师范大学,2018.
[5]李远国.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交流[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168-172.
[6]罗加欢，刘浏，王惠莹，等.白族医药传承与保护文献考证[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0，29（15）：66-68.
[7]李艳峰,吕雪芮.整体史观视角下的濮人文献研究[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4,43(01):77-85.
[8]蒲锐,万定荣.我国彝药资源种类调研及应用开发概况[J].亚太传统医药,2017,13(23):18-21.
[9]高金荣,杨本雷.彝族医药的发展现状和未来思考[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8,24(7):1-2.
[10]许嘉鹏,杨本雷.杨本雷主任医师的彝医药学术思想[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15,24(14):13,15.
[11]高金荣,许嘉鹏.“哎哺”学说是彝医辨证治疗的总纲[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9,25(5):70-71.
[12]高金荣,杨本雷.论彝医之清浊二气[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17,23(7):4-5.
[13]谷陟欣,徐仕麒,李欢欢,等.彝族医药研究现状与思考[J].亚太传统医药,2024,20(03):64-68.
[14]罗艳秋,徐士奎,刀金平,等.傣族医药古籍文献资源调查、分类及其发展对策研究[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23,25(03):884-892.
[15]孔春芹.贝叶经中的傣族医药文化[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2022,31(12):1-4.
[16]吕跃军.方兴未艾的白族医药文化研究[J].大理民族文化研丛，2017，6：665-677.
[17]段蕊,杜时雨,刘晓丽,等.滇南医学流派的形成溯源与特色初探[J].云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4,47(02):45-49.
[18]蒲锐,万定荣.我国彝药资源种类调研及应用开发概况[J].亚太传统医药,2017,13(23):18-21.
[19]余秋虹.彝医药酒治病浅析[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20,26(07):67-68.
[20]郭世民,倪凯,高敏,等.傣医解法应用方法解析[J].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15,36(11):83-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