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丽生双手环抱，坐在办公室椅子上。微风从窗口溜进来，摇曳着他背后的兰花草。书柜里和办公桌上，摆满中医药和民族药的丛书，基本上都是大部头，一套十几卷。
这位从事医疗工作近三十年的中医人，如今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医中药和民族医药的研究上，他的目标之一，是把研究成果传达给业界同仁，坚守中医药的特色内涵，为这项传承了几千年的国粹，尽一份绵薄之力，让它不要丢失本色。
今天，现代化进程加剧，中医面临种种挑战，和丽生最忧心的一件事是：“表现在明处的各种质疑和批评，我们不怕。但若是中医人自己的发展方向出了问题，忽视或偏离中医之根本中医很可能自己让自己灭亡掉。我认为这些问题必须要深思。”
和丽生丨1966年7月出生，纳西族，中共党员，主任医师、云南省名中医。留学澳大利亚硕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现为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院长;云南省民族民间医药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艾滋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民族民间医药研究和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工作。
和丽生至今记得那个患者。
40来岁，肚子痛了好长时间，在村里治不好，送到医院。
那时和丽生才大学毕业不久，经验不多。他是主诊，认为患者是不完全性肠梗阻，输液，打一些抗生素等效果很不好，病人肚子依然痛。
想起上学的时候，中医里有一方子小承气汤，可以通腹。和丽生一边翻书，一边试着用。病人服下去后，肚子却越来越痛。糟糕，和丽生吓到了，他担心是不是出大问题了。
又去翻教材，再请了一个老医生来。老医生看了看，轻轻地说：“没关系，再观察。”到了第二天，病人腹气通了，治了一两天，病自然就好了。
这个患者给和丽生启发很大。他1989年毕业于云南中医学院，分配到丽江古城区中医医院，当了一名中医内科大夫。那时，县城医院的大学生很少，大多数都是中专生，老百姓因此对大学生非常信任。只要一坐诊，有看不完的病人。
现在的医疗环境和制度也在变，医生的心境也在变，尤其是在处理急症问题上，中医越来越显得无能，这让和丽生忧心。就拿那位腹痛的患者来说，“真正敢做事，临床上知道病人是肠梗阻，还敢完全用中医治疗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和丽生说，“基本上都是赶快转院，转到别的医院开刀去。”
和丽生认为，那些年工作受益最大的，是毕业以后的十年间，在基层接触了大量的病人，这既积累了大量经验，也锤炼了胆魄，所谓艺高人胆大。
和丽生在丽江出生成长，他的童年时期，接触过一些比较知名的民族医生，他们能够用身边的一些植物，把病治好，这让他感到无比神奇。感冒了，扯点草药，煮一罐喝下去，慢慢就好了。吃李子多了，拉肚子，挖一点鸡脚黄连，熬汤喝下去，虽然很苦，但有效。这些在和丽生的心中埋下了一粒种子。
在丽江古城区中医医院工作期间，和丽生凭借扎实的业务功底和埋头干事的态度，很快脱颖而出，3年后被任命为院长。在9年院长任上，他率领全院职工艰苦奋斗，把一个原本固定资产仅几十万元的小医院发展成为二级甲等中医医院。2000年，调任丽江市人民医院副院长，2004年任院长，成为为数不多中医学背景在综合三级医院任院长，并在38岁那年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主任中医师。
工作以后，和丽生发现，云南作为少数民族大省，民族医药必然是民族文化的一大块，是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重要地位。“我作为纳西族，对民族医药做一些整理，发扬光大，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和丽生说，他因此在丽江遍访名医，山一程水一程，走遍丽江山山水水，研究丽江纳西东巴医药。
“地球变小了，科学发展了，信息沟通便捷了，人类的文化知识就变成了一个模式，美国人知道的和中国人知道的都是一回事，藏族人知道的与汉族人知道的，都是一个模式了。文化都大同了，这似乎是一种文明进步，但从另一角度看，也阻碍了社会文化多元性的发展。”
和丽生说：“民族医药这一块，现在确实是有很多东西重视不够的。我研究纳西医药的时候，有些老东巴，他们既是东巴经的传承人，也是纳西医药的传承人。30年前，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接触到老东巴，当时我们丽江纳西东巴研究所，将近有100多个从各地召集来的老东巴，对东巴文化进行传承研究。到现在，100多人一个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七八十岁的人。”
从这个例子来看，这些老东巴的去世，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现在来研究纳西医药，都是根据他们所留下来的资料来进行研究，资料就是二手挖掘，信息大量丢失，留下了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对其他民族医药依然存在这样的问题。“社会进步越快，重视的东西就会留下越多，被忽视的那块内容，就会丢失得越快。”
和丽生意识早，行动快，入手及时，他作为牵头人，主编出版了厚实的一部《中国纳西东巴医药学》，大16开，铜版纸印刷，150多万字。这让他成为了纳西医药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和丽生说，他搞纳西东巴医药的研究，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我是中医药文化工作者，又是纳西人，懂纳西语言和对纳西东巴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我自己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员，又从事医疗行业，如果连自己都不重视，那就很少有人去做了。”
中医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个性化诊疗。相对来说，民族医药就更注重经验，理论的完整性比起中医来说，差距很大。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和丽生曾到澳大利亚留学一年。那一段经历，对他的事业又有了巨大的提升。那里给他的最大感受，“民族文化和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发展，不只是中国在做，到处都在做，这是人类的精神文明遗产，应该给予保护和传承。”和丽生说，“澳大利亚是一个文明开化最晚的地方，本来也有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化，也有自己的医药文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在倡导保护。”
和丽生先去澳大利亚学习，后来又到美国藿普金斯大学短期研修，刚开始的时候认为学的都是一些现代化的东西，但到了那里，才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东西也很重视。“西医进入中国的这些年，如果我们真到过他们的医疗机构进行过学习，就会发现，我们缺少了对人的关怀，大量的只是学技术，对人文这一块的关怀，我们学得太少了。”
留学期间，和丽生接触过一门如何关照病人的体验学习课。教室里，学生有一半是蒙着眼睛在上课，用眼罩罩着，由一个不带眼罩的学生，带着走来走去，生活、吃饭、体验各种细节。这门课的内容，是如何护理眼睛失明的病人。
这件事给和丽生的触动极大。作为一个护士，要去护理眼睛失明的病人，如果不去体验他们的生活，就不知道在工作中怎么去管理病人，这是很人文的东西。眼睛不瞎的人，体会不到一个盲人跨出去一步，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那一步，可能是阶梯，也可能是万丈深渊。和丽生说：“体验了这堂课，这个护士对如何护理这个病人，她可能一辈子都会记得，而这不是在书本上可以学到。”
从业生涯中，和丽生前后当了21年的医院院长，有9年是在中医院里，12年是在三级综合医院，对中医和西医，特别是在临床方面的管理、运用、认识，都拥有着他独到的话语权。如今搞了多年研究，和丽生对中医的认识更加深透。
“老中医，慢郎中”，中医在急症方面的应变能力，让和丽生忧心忡忡。他认为，加强这方面的能力，需要医生自身层面的努力，还要国家层面的管理。比如有些病，是可以考虑用中医处理的，但万一处理不好，就会出医疗事故。国家政策对这方面的管控，又不是很明晰，所以大家觉得，与其惹一身麻烦，不如推到别的医院。但长期这样下去，对中医学科的发展，会越来越不利。
和丽生举例说，骨折的小夹板固定，中医最有优势。他在省中医医院骨科实习期间，当时吴乃凤主任的小夹板固定是一流的，门诊中X光一照，或者是不照，摸一下，就知道胫骨哪里断，腓骨哪里断，小夹板一上，敷敷药，就解决问题了。“现在有几个医生，有几个中医骨科医生，在用小夹板?X光一拍，骨折了，安排手术，半年以后来取内固定针”。
“越没有人用，越无法体会到这样的一些优势，慢慢的，一两代医生之后，第三第四代之后，慢慢就失传了。”和丽生说，“现在的许多中医院，对于中医内涵建设，中医特色学科的建设，往往是没有达到国家要求的。院有专科，科有专病，病有专人，人有专药，这些东西都没有。”
任何一门学术的突破和超越，都需要有敢于担当和探索的勇气，这得拥有非常精湛的医疗技术。鉴于此，和丽生任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院长以来，在平台建设、科研能力和人才团队上，下了大工夫。他说：“在全国来比，研究院处在一个中小等的规模，尤其是平台建设非常迫切，要有机构和平台，要达到一定的规模。”当然，在一些领域，比如中医中药治疗艾滋病的项目，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国医大师张震先生能产生在中研院，更让和丽生以及团队都感到无比的骄傲。
和丽生说，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不仅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对世界文明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作为中华民族原创性的一门学科，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充分融合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人文思想，形成了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和“治未病”等为自身鲜明特点。我们研究传承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这些中医药的特质。不能以所谓的“现代科学”来引领评价我们的中医药事业，甚至于一些不懂或别有用心的人公然质疑中医药的科学性。当前，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一些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专家也一味只注重别人对我们的看法而丢掉了中医药自身必须坚守的精髓，如临床中只辨病而不辨症，用中药时只注重有效成分而不注重四气五味、炮炙归经等的应用。如长此以往，那中医药失去本色之日将不远。我们应当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