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药局简史(2)

　　南宋文学家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记载：“和剂惠民药局，当时制药有修合药官监督生产过程，有监门官监督进出物料成品和出勤考核。产品称为官药。官药完成包装后，分送京城内外各局，全国共有70局。销售又各有官员监督。都选派能够胜任的人担任。称为京官局。全国的官药局都隶属太府寺管理。药价比当时民营药业价格低1/3。每年可向户部上缴利润数十万缗，朝廷都给予奖赏。”周密喜好医药，在临安任过5年和剂局监察官，他的记载是可靠的。

　　蔡絛《铁围山丛谈》也说：“京城惠民局增加到5所，卖药使四方百姓受益，这是一个重大的举措。年终结算资金进出，可获利润40万缗，上缴户部助经费使用。当时皇上令和剂局，凡是药材原料告缺，要即时向上报告。”

　　宋代官药局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第一，它是一种经济体制创新，使宋代药业出现了官营、民营两种所有制并存局面，有利于药业发展。第二，官药局体制在全国州县推广，改善了城乡人民的医药供应。遇灾情、疫情和军需，能够迅速组织药品生产进行救治。第三，官药局颁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成药生产的国家标准，为宋代及后世的成药生产、宣传推广发挥了巨大作用。第四，官药局是国家级制药业，规模相对较大。产品以成药形态流通，提高了药品附加值，促进了经济效益，带动了药材生产流通，使药业的整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金元时期继承

　　金朝在金废帝完颜亮贞元二年（1154年），仿宋制置惠民药局，朝廷设惠民司进行管理。

　　元朝推行官药局体制十分积极。还在元太宗窝阔台灭金后的第三年（1237年），就令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给银500锭为规运之本。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四年，又命大都、上都置局。朝廷对本金收1.5%的极低利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各局都报经营亏本，忽必烈怒令全部停业。十年后，元成宗铁穆耳又令各路置局。根据民户多少拨给官本：腹里（中央直辖区）3780锭，江浙行省2615锭，湖广行省1150锭，江西行省300锭，河南行省270锭，辽阳、四川、陕西行省各240锭，甘肃行省100锭，云南行省贝币11500索。湖广行省韶州府惠民药局，不仅向社会供应药品，还组织药材南北交流，扩大了官药局的职能范围。

　　明代后期逐渐衰亡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令南京、北京及全国府州县置惠民药局。全国陆续开局者不少。如江苏太仓州、江西建昌府、山东新泰县及浙江杭州、宁波、萧山等45个府州县置惠民药局。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下诏，各地要趁农闲之时修缮药局房舍，并派监察御史及按察司官员到各地巡视。但是，明代官药局却在万历年间走向衰亡，官药局体制约历500年走完历程（1076~1619年）。

　　古代官药局在明朝晚期衰亡是一个渐进过程。

　　宋代，官药局在初建的一段时期，有过增收惠民的辉煌成就，受到朝廷嘉奖和社会赞扬。可是后来内部产生以权谋私、官商作风、供应品种减少，以及侵占、偷盗等腐败违法现象而留下骂名。南宋文人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中，有一段著名的总结性抨击，他在最后处说：“老百姓只享受到名义上的好处，官吏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京城人称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事实的确如此。奸臣童贯被罢官抄家时，发现私库中藏有和剂局理中丸数千斤。

　　元代官药局，曾因经营亏本一度“悉罢革之”。明代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腐败。万历年间（1573~1619年），皇帝20多年不理朝政，北京戎府街，有皇帝与宦官合伙开办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延宝六家皇店，专门经营各地运来的杂货及犀角、象牙、珍珠、人参、鹿茸、朱砂、水银及其他药材。对官药局进行釜底抽薪。

　　皇室追求私利，辽东又有后金威胁，明

代官药局已变成为病者诊病卖药，遇疫病流行制药施药的卫生慈善机构。正如嘉靖时医史学家李濂在《惠民药局记》中所记：“凡是到惠民药局求治的病人，都集中在木条围栏的外面等候，而内科、外科医生，则各看各科病人，诊断疾病，对症下药。”在人口较多、药业较盛的蕲州，惠民药局仅有门房一间，疫病流行时为贫病者施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京师疫病流行，太医院和惠民药局都依方制药，在城门等处散发。

　　万历十五年（1567年）5月京城疫病流行，京师在五个城门现开药局救治。从5月15日到30日，问病求药者日以千计。旬日后疫气解除，共治病者超过10万人，共用药品超过20万斤。由此看来，官药局大致是在万历年间消亡。另一方面，明代官药局在内困重重的同时，遇到了迅速发展的民营药业的有力竞争，促使其加速衰亡。